从历史背景考察粟特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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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在中国文献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粟特胡等，属于伊朗系统的中亚古代民族，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粟特语（Sogdian），使用阿拉美文的变体——粟特文。粟特人生活在中亚阿姆河（Ainu Darya）与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特别是泽拉夫珊河谷（Zarafshan Valley）一带。这里通常又被西方古典文献称为粟特地区（Sogdiana），是中西陆路交通要道的枢纽，也是古代伊朗、印度、希腊、罗马、中国等多种文明的汇聚之地[1]3。一、多元文明的交汇地区唐代中西交通大开，来到中国的粟特人甚众。这些粟特人为了不忘故国，同时迎合中国姓氏的习惯，遂以自己城邦小国的名称为姓。当时粟特地区以昭武为王姓的城邦主要有九个，称昭武九姓。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长期受周边强大外族势力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康居国、大月氏部、贵霜帝国等。在异族长期统治下，粟特人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增强了自身应变能力，不仅保存独立的王统世系，而且成为中古时代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商业民族[1]5。公元前2千纪到1千纪之间，粟特人连同花喇子模人、西徐亚人等东伊朗民族一同生活在伊朗高原东北部地区。公元前6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后，这一地区又成为其索格底亚那行省。此后，粟特地区先后被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根据汉文资料，在西汉至北魏之前，此地建立了康居王国。随后，粟特地区又被嚈哒、突厥所占据，直到6世纪左右，在这一地区再现昭武九姓[2]。（一）希腊文明的渗透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前336—前323）率军征服希腊各城邦，并远征波斯。公元前331年重创波斯大流士三世，结束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开始了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时代，伊朗地区进入希腊化时代。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又开启对中亚的征服，同时也遭到粟特地区的激烈反抗。由于希腊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产生冲突，粟特人民对亚历山大帝国的侵占进行顽强抵抗。为了加速对这一地区的征服，亚历山大实施一系列笼络人心的举措，极力拉拢上层贵族，与贵族联姻，并采用当地的制度习俗，如规定施行波斯朝仪，行跪拜礼，且其本人身体力行，戴波斯冠，穿波斯紫服，成为波斯式的皇帝[3]5。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努力下，粟特地区逐渐归附。亚历山大采用包容和宽松的管理手段，并没有过多地改变这一地区的社会内部结构。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公元前306年塞琉古又征服了索格底亚那。此后，粟特人一直进行着反抗塞琉古帝国统治的斗争。塞琉古命其长子安条克治理索格底亚那所属的上行省地区，但收效甚微。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塔斯（Deodotus）宣布自己为希腊—巴克特里亚（中文史书称为大夏）国王，辖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马尔吉安那三个行省。这样，索格底亚那地区事实上又处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管辖之下。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期间，由于月氏人的活跃，引发中亚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亡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一个新兴国家——康居。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逃离匈奴后，是先到大宛（费尔干纳），然后被送到康居，最后才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经占据阿姆河以南地区，而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则由康居国控制。（二）康居时代《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有五小王。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康居五小王即隋唐时期粟特地区诸国中的安、石、史、何、火寻，都依附于康居。《汉书·西域传》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4]卷九十六上《西域传》3892此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晋书·武帝纪》《晋书·苻坚载记》都有康居遣使来华的记载。康居是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衰落后，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崛起的王国。尽管康居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管辖着周边诸多小国，但它的管理和统治依然是松散的，所辖小国有比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康居王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前后。（三）嚈哒帝国的统治4世纪后期，在中亚地区，嚈哒帝国逐渐强大起来。嚈哒首先征服索格底亚那，又攻灭贵霜，最后定居于巴克特里亚地区。《魏书·西域传》记载：“嚈哒国，在于阗之西，高车别种。其源处于塞北，自金山而南，至文成帝时已八九十年矣。”[5]卷一百二《西域传》嚈哒国统治索格底亚那地区是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嚈哒统治粟特地区之后，也实施比较松散的管理方法。“粟特地区对于嚈哒宗主地位的承认主要体现在缴纳贡金上。嚈哒为了收缴更多的贡金，经常给予粟特诸国的内部社会生活以非常自由的独立权力，同时还大力鼓励粟特民族发展东西方贸易。因此，这些城邦国家仍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对中原北魏王朝进行朝贡贸易。”[6]（四）突厥的统治6世纪中期，突厥开始兴起，558年突厥的木杆可汗打败嚈哒，并占领其领土，原属于嚈哒的粟特地区归于突厥统治之下。突厥是游牧民族，对这一地区的统治非常有限，而粟特诸国对突厥的臣服也主要表现在缴纳贡金上。《隋书·西域传》曾记载康国“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7]卷八十三《西域传》1848，粟特城邦小国主要依附于较强的康国。突厥充分利用粟特人的经商才能，进行东西方商业贸易活动，赚取大量财富。一些有能力有声望的粟特人，参与突厥的政治、商业和外交活动，在突厥帝国中发挥着较为活跃而积极的作用。突厥分裂为东、西突厥后，粟特地区处于西突厥的控制中。《新唐书·突厥传》载，统叶护可汗即位后，“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8]卷二百十五《突厥传下》6056。可见，西突厥对粟特地区的控制，也是派遣官员监督收取贡金而已。粟特诸国国王仍然保持着实际的统治。（五）大唐的影响大唐王朝，御宇开边、军事强盛、包容万方、开放多元，是我国帝制时代政治、军事、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唐太宗时积极经营西北边疆，攻灭东突厥，贞观十四年（640）设立安西都护府，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大败西突厥，使原臣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纷纷臣服。唐帝国在葱岭以西设立一系列都督府。其中在粟特地区就建立有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安息州、木鹿州等等。至此，粟特地区正式纳入大唐王朝的统治范围。唐政府在粟特地区也采取松散的管理方式，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权。“但这个地区需要向大唐政府定期地缴纳贡金，有时也需要提供强壮的男子来补充大唐的军队。”[9]大唐王朝对于粟特地区的管辖也同过去诸多政权基本相似，并不过多干涉其内部的治理。在大唐统治时代，索格底亚那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的昭武诸国的数目比《隋书·西域传》记载的有所增加，内容也更详细。这说明一些小城邦国家逐渐强大，而且在外交上更加活跃，另一方面也反映唐政府对粟特地区了解的加深。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随着大唐国力的上升，对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形成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善于经商的粟特民族，沿着丝绸之路东来贩易，经营家业，乃至定居繁衍者不在少数。“粟特诸国也积极地派遣使臣与质子与大唐通好，他们对大唐有向往之心。唐政府也用极宽广的胸怀来包容他们，委任高官，给予富贵和权力。”[1]15唐朝对中亚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而没有对其地实行直接统治。换言之，中亚本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被触动，当地民族的统治者只要能给唐朝缴纳相应的贡赋，就能保持原有地位不变，甚至还能得到唐朝加给他们的封号或官衔。同时，汉族人也陆续迁入新疆和中亚，使唐朝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保持着对中亚的影响[10]。可见，中亚索格狄亚那地区历史上屡遭周边强大势力入侵，先后臣服于希腊、大夏、嚈哒、突厥和大唐王朝，在文化上除了本地区的传统因素，还受到上述各种文化的影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际遇造就粟特人善于吸收多元民族文化的特征，锻炼了其精明、吃苦耐劳和见风使舵的性格特征，为其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二、丝绸之路对入华粟特人的非凡意义“丝绸之路”自西汉凿空以来，长期作为我国通往中亚、西亚的唯一通道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11]99。而对于粟特人来讲，丝绸之路更有着非凡的意义。一方面，粟特人曾一度掌控丝路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在本土面临外族强大势力侵犯时，粟特人可以沿着丝路向东方迁徙，进入中原帝国。在北朝、隋唐时期，进入中国定居的粟特人很快与汉族融合，隐没在强大的中原文化之中。（一）两汉时期丝路贸易日趋频繁张骞出使西域后，东西方的贸易大门随之打开，安息、康居和已属大汉的于阗、龟兹等国恰好处在东西交往的通道上，成为商贸枢纽。商贸的发展刺激了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无数征人、戍客、使臣、官吏和僧侣沿着张骞的足迹东来西往，还有络绎不绝的商旅驼队，驮载丝绸货物，穿越高山大漠，由中国远赴波斯、罗马。公元前59年，汉宣帝建立西域都护府，西汉代替匈奴控制西域，保护中原与西域的贸易以及西域与中亚、欧洲转手贸易通道的畅通。东汉班超在西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使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再度达到鼎盛[12]。中华物质和精神文明，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乌孙、龟兹因为尚汉公主，西汉时已沾华风。“新疆罗布淖尔发现漆木器及丝织品皆汉代遗物。在敦煌北面，罗布淖尔及和阗附近，曾有很多的木简发现。敦煌所出皆两汉文物，其中除屯戍文牍外，还有小学术数方技等书，罗布淖尔及和阗所发现者，则为自汉迄隋唐之际的遗物。”[13]（二）两汉时期粟特人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角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使者、商人，通过漫长的旅途，齐聚长安，推动长安成为当时中原丝绸等物和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物产的最大汇集地和交换市场，也使西北地区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物品的重要集散地、物资交易市场和商品中转站。入华粟特人对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各地出土文物中有许多珍品，如楼兰、诺颜乌拉、帕尔米拉等地出土的汉锦，中原出土的玉制品，以及古罗马金币、伊朗银器和玻璃器、犍陀罗美术、中国铜镜和陶瓷器等，大都是华丽历史和文化的写照。丝绸之路所经过地区的各种文化，被商旅携带和传播于各处，推动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汉代粟特人在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统治之下，为康居的属国。康居幅员广阔，西起锡尔河中游，东至塔拉斯河。“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皆为农耕民族，定居于沙漠绿洲城邦之内。最早到中国经商的便是康居的粟特人。”[14]中原人受以农耕为主业的传统观念影响，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被视为“末业”的商业。在我国古代史上，商人和商业的地位一直不高。“商人”的来源据说是商朝的后人，即武王灭商以后，留在河南一带的众多商遗民，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后因生计所迫以经商为生。此后，人们就把经商、贩卖，而不从事农业的人称为商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然而，儒家文化中“义与利”是对立的，追求商业利润成为舍本逐末、取利忘义的行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实行打击富户和商业资本的算缗政策，借助行政手段剥夺商人的财产，破坏了商业的正常发展，使中等商贾人家以上大都破产，给我国商人和商业带来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开始从思想和政策上歧视商人，中原汉人对于经商充满抵触。“只在夺取功名无望，又没有手艺傍身，且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才会经商。这一点和西方人的观点，特别是中亚粟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粟特人不以贸易取利为耻，反而非常重视能因经商致富的豪商大贾。”[15]33“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16]卷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史料记载了深目多须的栗特商人善市贾，争分铢的情况。与不鼓励大汉百姓经商相比，西域诸国来华的使节却受到相当的优遇。武帝在巡狩时带上外国客人，并给予很多赏赐，设酒池肉林宴，以示汉朝之广大。“但这些外国使节，实际上很多是行贾的贱民。”[15]54正如《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杜钦向大将军王凤所说：“即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4]卷九十六上《西域传》3886-3887由于汉使与西域商贾的往来，西域珍品陆续带到汉朝，长安开始流行珍视外国式样商品的异国趣味，尤其是崇拜西域文化的武帝，把自己的宫殿用西域珍宝装饰起来[15]56。“以向往西极马和汗血马而开始的汉朝皇帝对西域文化的憧憬，不久便扩大到衣食住和物质文化方面，甚至涉及到其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虽然西域的伊朗式文化，更加频繁地传入亚洲东部地区是在唐朝，但其曙光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15]63（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继续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豪强混战，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士族和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避难，带来南方丝织业的兴起。至隋文帝杨坚时期，长江流域经多年开发，经济上升。中国蚕桑丝绸业的生产重心由此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战乱之中，丝路并未决断，且不时发展较快，如前秦时期，氐族苻坚执政期间进入盛世，为十六国之首。前秦统一北方后，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遣使西域各国，通报中原归属前秦之事，并以大量丝绸馈赠诸邦，以招徕贡使、商贾。《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称：“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及诸珍异五百余种。”[17]卷一一三《苻坚载记》2900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62国，都与前秦遣使通好。后凉时期，吕光击溃有狯胡王①此狯胡，有的认为是滑国，即嚈哒(见薛宗正：《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数十万大军援助的龟兹顽抗后，西域三十余国“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17]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5。吕光破龟兹、狯胡之后，威震西域，其也因此受苻坚之命留守西域。在龟兹期间，吕光曾得千斛蒲桃，士卒取其实带入内地，后凉离宫别馆旁尽种之；又得龟兹乐及多种乐器、歌曲；并在龟兹迎回名僧鸠摩罗什，对以后佛教东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10]。北凉玄始七年（418）晋灭后秦姚泓。419年北凉攻下酒泉，420年夺取敦煌，统一河西，北凉基本上控制了河西丝路通道要冲②《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纪》四，宋文帝元嘉八年条，称北凉统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扼南北两道的鄯善也向北凉朝贡，史云：“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18]卷九八《氐胡·沮渠蒙逊载记》蒙逊结好控制青海道的吐谷浑，称臣于日益向西域丝路要冲扩张的柔然，既向刘宋奉献，又向北魏进贡，南北受封，在多边的丝路贸易中获利。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吐谷浑便西逾沙漠。吐谷浑与北凉联合充当丝绸之路上的中介人而形成了紧密关系[11]157。（四）四大帝国环伺下的“丝绸之路”3—9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各帝国经历了重大的文化和政治变化。西边的伊朗、安息王国被萨珊王朝取代，萨珊王朝继而控制了贵霜王国。同时，“依赖农业和畜牧业生存的独立绿洲小国，因为迅速增长的贸易而壮大，其中包括粟特和巴克特利亚（大夏），以及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城邦，如于阗和龟兹。在整条丝绸之路和中国境内，都可以发现粟特人的足迹”[15]16。6世纪末7世纪初，吐蕃南部雅鲁藏布江谷地诸王统一西藏高原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吐蕃帝国。蒙古由突厥部落联盟统治。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开始向东开拓疆土，7世纪到达阿富汗，公元680年后的10年抵达奥克苏斯河，并在8世纪征服了奥克苏斯河以东的粟特地区[15]16-17。715年，吐蕃和中国在中亚河间之地的大宛谷地发生冲突，阿拉伯帝国从西方赶来。阿拉伯军队一直远征到塔里木盆地的疏勒，才被中国军队逼回帕米尔高原以西。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打败中国，导致唐朝在中亚势力的全面退却[19]，以及唐代后期回鹘大规模向西北的迁徙[11]198。755年12月，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召回驻守在西域边防的军队。吐蕃便掌握了丝绸之路上的大部分城镇，且一直持续到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来往中国的商旅只好绕行黄河以北，经过回纥疆域，被课以重税。“回纥推翻西突厥可汗建立帝国，从游牧民族转变为普遍以农业为生的民族。”[15]18之后，利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劳，回纥与大唐之间维持着暴利的“绢马贸易”，由此获得的大量中国丝绢，再经由商业经验丰富的粟特人贩卖到更西的国家和区域，获取高额的经济利润。（五）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隋唐时期是一个既善于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又善于兼收并蓄地吸取各种外来文化营养的时代。隋唐文化汇聚当时世界多种文化资源，中亚的祆教、摩尼教，西亚的景教，南亚的佛教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栖身之所。唐朝是当时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进出口大国，粟特人竞相购买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唐朝也是东亚各国的政治和文化范本，与西方世界大国关系很密切。拜占廷遣使来华在8世纪中叶以前的100年间见于记载的有6 次，其他遣使来华的国家与地区多达50个。这都显示了唐朝的世界意义。1.隋炀帝经营西域和张掖互市隋炀帝积极经营西域。首先派侍御史杜行满、司隶从事韦节等出使西域，又派裴矩到河西走廊的张掖“监知关市”，发展同西域的贸易。后又在西域设置鄯善、且末，伊吾等郡，并开办屯田。斐矩采用分化瓦解与军事进攻相间的策略，制服了吐谷浑，在其旧地设置郡、县、镇戍等行政和军事机构，将其纳入帝国版图，并移民实边。在隋炀帝和裴矩君臣的努力下，吐谷浑与西突厥先后内附，保证了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使其畅通无阻。裴矩派人前往高昌、伊吾等地，邀请西域诸国国王、使节和商人前来河西和内地参观访问或从事商贸活动。同时以张掖为中转站，向长安、洛阳等地招引诸国使者和商人，往来者络绎不绝。当时在丝绸之路的河西沿线，沿途设屯田戍卒。此外，隋炀帝又命薛世雄筑伊吾城（今新疆哈密），率兵屯守，以捍卫交通。大业六年（610），又增设伊吾郡，极大地刺激西域与中原之间的商贸往来。2.唐代对西域的经营唐代的西部疆域远远超过此前任何时代，唐太宗时期设立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四个军事重镇。唐高宗时期击破西突厥，巩固了唐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唐高宗显庆三年（658）于统辖地区设置大宛等都督府，后来又置月氏都督府、波斯都督府等。唐初，天山以南各族均受西突厥控制。贞观四年（630），伊吾城主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到长安朝觐唐太宗并要求内属。唐朝遂设西伊州（贞观六年改为伊州），下属伊吾、柔远、纳职三县。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命侯君集等，率骑兵数万征讨高昌。高昌王麴智盛纳城而降。在高昌设西州（初称西昌州，后改西州），下设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西突厥叶护，慑于唐兵声威，率部降唐，唐太宗于其地设廷州，下设金满、轮台、后庭、西海四县；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遂派兵攻灭焉耆，同时设立焉耆都督府；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派兵讨伐龟兹，俘其王，龟兹归附，设置龟兹都督府，又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贞观二十二年，于阗国王尉迟伏闍信亲自到长安朝觐，被授予右卫大将军，随之在于阗置毗沙州。至高宗上元初年，改毗沙州为毗沙都督府。贞观九年（639），疏勒国王遣使向唐朝献名马，要求归附。唐于其地置疏勒都督府，下属十州[8]卷二二一上《西域传》6233-6234。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册封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疏勒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其国居民多祠祆神而不信佛教，当是受粟特人影响之故。唐朝对西突厥地区的行政管辖也颇有成效。高宗显庆二年（657），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不仅恢复和稳定了唐朝政府在天山南北所设三州、四都督府，而且对西突厥“裂其地为州县”，把唐朝的行政设施进一步推行到阿尔泰山脉以南及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西突厥五咄陆部地区，即碎叶以东，设崑陵都护府，其管辖范围大体是北至阿尔泰山脉，南至天山，东起准噶尔盆地，西至楚河。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地区，即碎叶河以西，置蒙池都护府，其所辖范围大体是东自碎叶河以西，西到里海、碎叶及怛罗斯（今苏联江布尔）等地。显庆四年（659），贺鲁余党复叛。高宗命苏定方率兵征讨，年底，都曼等归降，“葱岭以西悉定”[8]卷一一一《苏定方传》4138。“唐之州县极西海矣。”[8]卷一一一《苏定方传》4138在“昭武诸国”，从唐高宗永徽至显庆年间，陆续在康国设置康居都督府（府治萨末鞬城，今撒马尔罕城），在石国设大宛都督府（府治柘折城，今塔什干城），在安国设置安息州（治所在阿滥谧城，今布哈拉）等[8]卷二二一下《西域传》6246。各羁縻府州，在长安元年（701）以前，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武则天长安二年（762），改庭州为北庭大都护府[8]卷四十地理志四1047，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所辖的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原西突厥地区的府、州、县，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将安西大都护府辖区划小，只管天山以南和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等地的府、州、县。唐朝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完整、管辖范围最大的统治机构。大批汉人通过从军、屯垦、经商、任官、移民等途径，进入或长住于西北各民族地区；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或长住于汉族地区。政府大胆吸收少数民族人才进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掌握或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推动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欧洲商业通道的丝绸之路，进入最繁荣的时代。8世纪，葱岭以西昭武诸国人，大量寓居河西至长安许多地方，特别是康、安二姓，在政治、文化艺术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不少是当时“显贵”[20]。汉族迁往西域最多的是以屯田士卒、镇戍官兵、商贾货贩、流放罪人的身份。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中说，他同伴在“安西镇守军镇，在镇多年，积劳有功”，同他一起受表彰的共263人，他们除了有西、沙、肃、兰、灵各州，还有来自南方的洪州（州治在今南昌）、婺州（治在今浙江金华）、润州（治在今江苏丹徒）；北方的燕州、翼州（治在今河北深县东南），东边的青州（治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河南的汝州、汴州等地。此外，在巴楚县出土的唐代“蒲桃园契约残纸”、沙雅县出土的唐代“李明达借粮残纸”等汉文文书[21]，都是各民族之间租借活动的文书，表明不少汉族人定居于西域各地[11]225。3.隋唐时期与西域的经贸往来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的丝绸生产，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时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较前代颇有扩展。其中，宫廷丝织工场有三种，一是由少府监管辖的织染署，主要任务是生产天子、太子及臣子的冠冕；二是尚功局，专管宫内衣服裁制、金玉宝货、彩物缯锦丝枲等事务，也掌握一些丝织工场；三是掖廷局，掌管宫禁女工事务、教官女习艺等。这些宫廷丝织工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分工周密细致，技艺超群，标志着大唐丝织技术的成熟。唐政府实行“均田制”等强制农民从事蚕桑的政策，对丝织业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私营工场的发展也达到一定规模，有的私营工场一家就有绫机五百张。唐代对外丝绸贸易发达，长安是当时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又是东西方国际贸易大都市。其中西市的外来物品与丝绸贸易极为繁盛，外国商人充斥其中，尤以中亚粟特“胡商”最多。胡商带来香料、药物等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唐代丝绸之路增辟北道一条新线，即从尹吾西行，经北庭、轮台、弓月至碎叶。北、中、南三线畅通[22]4，丝绸之路影响力和辐射面进一步拓展，中国精美的丝绸从长安出发源源西运，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贵宠。“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与黄金等价，罗马贵族以穿上中国的丝绸为荣。”[22]6三、粟特人在突厥、回纥与大唐的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一）突厥与中原贸易的中介突厥与中原之间有贸易的传统。突厥人用马、羊等畜牧产品和中原交换绢锦等丝织品。突厥获得的丝织品，除满足贵族的奢靡享乐之外，主要转卖给西方商人。突厥人与西方的波斯和东罗马帝国也有频繁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活动，更多的是通过粟特人进行。中原诸王朝沿突厥边境开放的互市贸易，不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也使商人获得大量的盈利。被武则天流放到北庭的裴伷先“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安禄山“遣潜贾胡行诸道，岁输财百万”[8]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6414；宇文化及兄弟[7]卷85《宇文化及传》1888-1889，违禁与突厥人交市，京兆著姓韦艺也和突厥人贸易[7]卷47《韦艺传》1268，并且发了大财。突厥人与中原边境居民的互市，一般有货币交换和以物易物两种形式。突厥人与西方人贸易也是使用钱币和物物交换两种形式。在阿姆河畔的市场，用大车和小船运输，用银币作通货。在迦毕试也有贸易市场。撤马尔罕人精于贸易，很多商人与他们以物易物。货币交换也很普遍，突厥人曾发行过自己的钱币。从出土的文物看，有以下几种：“一是在伊塞克湖以北发现的突—中合璧式的钱币，据法国Ed Drouin 教授考证，是西突厥人的钱币。二是在谢米列契耶发现的钱币，其外形与中国铜钱相似，中有四方形小孔。三是突骑施钱，是突骑施汗国（690—766）通用的货币，在怛逻斯城和色勒库尔干发掘出土。圆形，有一圈小环镶边，一面为蛇形长纹，一面为粟特字母突厥文（即回鹘文）。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四是喀喇汗朝时期的钱币。”[23]89突厥汗国对中亚草原、西域诸城郭国家、蒙古草原的统一，促进这一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中，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击败柔然后，突厥获得对中亚贸易线路的控制权，也掌控了中国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对于中国大唐和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主要委托粟特人代为经营。突厥人使用粟特文，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其进入了粟特文化圈。6世纪时，粟特文确为西域的共同语言。对于突厥人语言的粟特化，很可能是一些粟特人参与了突厥汗国的治理，为它提供官僚干部，并将该汗国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正是这些粟特人以商业行为及其国际关系，使突厥人形成一种世界辽阔性和贸易对于经济非常重要的思想。粟特人对此非常清楚，这些操伊朗方言、有文化修养、文质彬彬的人，毫不犹豫地玩弄那些操突厥语、无文化修养和粗犷的突厥人。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突厥人推向那些基本上与突厥人具有相同文明并操其语言的民族地区[24]。（二）回纥与大唐之间的绢马贸易6世纪，铁勒部中的突厥兴起，回纥部成为突厥部的附庸。至其酋长胡禄俟利发吐迷度时，与唐兵呼应，击破漠北的另一强部薛延陀，称霸于漠北，吐迷度自称可汗。回纥统一大漠后，即向唐朝遣使表示归属。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亲赴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接见回纥等铁勒诸部使臣数千人。这年年底，以吐迷度为首的回纥外九部及其他一些部的首领亲自到长安朝觐唐太宗。唐朝遂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吐迷度为瀚海都督、怀化大将军，在其他各部亦设置府、州等机构。还由漠北修建一条南达漠南鸊鹈泉（今内蒙古潮格旗西北）的道路，全程置驿站68处，每处都有驿马及酒肉供来往使臣[22]96，极大地密切了双方的往来，并促进贸易的发展。唐与回鹘间的绢马贸易非常重要。唐前期十分注意养马事业，《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校颂德碑》记，唐朝“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大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秦汉之盛，未之闻也”[25]卷二二六《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校颂德碑》。张万岁及其子孙“三世典群牧，恩信行陇右”[26]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6735。在他们经营官马的四十余年中，唐朝的官马由三千余匹蕃息到七十万匹[26]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6767。玄宗前期，官马数量虽有恢复，仍较前减少很多。唐肃宗在灵武即位时，所能收集到的官马不过数万匹。至吐蕃占据河西、陇右后，“苑牧畜马皆没矣”[8]卷五十《兵志》1339。当时没有战马，几乎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战斗力的军队，故须大力发展与回鹘的绢马贸易[11]233。“安史之乱”后，回鹘“岁求和市”，如大历八年（773）仅回鹘赤心所带来的马就有万匹。唐朝对回鹘的“贡马”价格，早期一般“以一缣易一马”。初唐绢马贸易虽不等价，但还是双方互利的[23]100。乾元以后，每一马易四十缣。马价翻四十倍不说，且数量巨大，“动至数万”。且“马皆驽瘠无用”，至德宗初，唐负回鹘马价达一百八十万匹。回纥和唐朝也进行茶马互市，但交易额不大。唐人陆羽（733—804）云：“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8]卷一九六《陆羽传》5612当然，唐与回鹘汗国之间的贸易，仅以丝绸之路贸易为主，且多集中在上层，商业同基层民众的联系并不广泛。在喀喇汗朝时代，贸易市场遍及各地，商业深入千家万户，同居民的衣食等物质生活联系起来。王朝也以法律的形式稳定物价，保证居民的生活。绢马和茶马贸易给回鹘社会带来很多好处，大量钱财、缣帛运入回鹘地区，蒙古高原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许多变化。仅在这期间兴起的城镇，就有好几处。如8世纪中叶，葛勒可汗让粟特人和汉人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修建了一座富贵城；牟羽可汗时，在嗢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又出现卜古可汗城、回鹘城等。草原上的统治者仿照汉地风俗修建城池，发展农业和定居，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积累具有重要意义。回纥曾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唐也曾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开成五年（840）左右，回鹘因天灾与内乱，生产力遭到破坏，为黠戛斯攻灭。回鹘汗国灭亡后，诸部离散，其中可汗牙帐附近的13 部南下降唐，后转依东北其他部族，逐渐与之融合[23]97。四、入华粟特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可见，粟特人具有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中亚粟特地区所处的丝绸之路，是东西交通的中枢地带，也是一个无法封闭的地区，更是自古东西方经济、文化进行交融，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和游牧民族长期争夺之地[27]。在接受大唐管控之后，粟特人逐渐汉化，其文化变异多表现为接受汉文化，或为汉文化所涵化。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渐进的，汉化的程度也是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最主要的途径还是与粟特人的多边贸易有密切关系，在与东西方的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贸易中，粟特人善于吸收不同文化的精华。一则，粟特人灵活善变，具有经商所必须的敏锐洞察力，容易吸收异族文化。二则，为了贸易利润考量，“争分铢之利”的粟特胡商们，当然不会因为不懂异域语言或文化，导致商品滞销或商路受阻，而是千方百计，疏通各种障碍，确保贸易顺利获利，不断开拓更广泛的贸易市场。经过多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粟特人为优秀灿烂的中华文化深深折服，他们或锐意进取，学儒家诗书，行仁义，明忠孝，跻身中原王朝，特别是唐代，帝国中央机关的昭武九姓人比比皆是；或潜心向佛，将丝路贸易与佛陀思想文化的研习与传播结合起来；或求仙问道，向中华本土的道家学习，养生、修炼，不亦乐乎；或游心中华浩渺典籍之中，成为文化修养颇深的貌为胡人，实则“华心”的中华一份子。就这样，入华粟特胡人在与汉人的深入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学习中，受到更浓厚和深远的影响，深刻认同中华礼乐文明，成为粟特人华化的主流。参考文献：[1]单海澜.长安粟特艺术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2]龚方震.粟特文[M]//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4.[3]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52.[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78.[6]陈海涛.汉唐之际粟特地区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J].敦煌学辑刊，1999（1）：115-122.[7]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8]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9]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55-6l.[10]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J].西域研究，1997（4）：17-27.[11]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12]杜光韵.历代经营西北的影响[G]//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甘肃分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4：24.[13]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M].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25.[14]林梅村，赛博古.汉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C]//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5]苏珊·惠特菲尔德.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M].李淑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1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74.[1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14.[19]张国刚.中西文明的碰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45.[20]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4.[2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94.[22]康志祥，李毓秦.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23]蓝琪.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4]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M].昇耿，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9-150.[25]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2282.[2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27]马曼丽.塞外文论——马曼丽内陆欧亚研究自选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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