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背景考察粟特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5)

唐朝对西突厥地区的行政管辖也颇有成效。高宗显庆二年（657），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不仅恢复和稳定了唐朝政府在天山南北所设三州、四都督府，而且对西突厥“裂其地为州县”，把唐朝的行政设施进一步推行到阿尔泰山脉以南及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西突厥五咄陆部地区，即碎叶以东，设崑陵都护府，其管辖范围大体是北至阿尔泰山脉，南至天山，东起准噶尔盆地，西至楚河。在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地区，即碎叶河以西，置蒙池都护府，其所辖范围大体是东自碎叶河以西，西到里海、碎叶及怛罗斯（今苏联江布尔）等地。显庆四年（659），贺鲁余党复叛。高宗命苏定方率兵征讨，年底，都曼等归降，“葱岭以西悉定”[8]卷一一一《苏定方传》4138。“唐之州县极西海矣。”[8]卷一一一《苏定方传》4138

在“昭武诸国”，从唐高宗永徽至显庆年间，陆续在康国设置康居都督府（府治萨末鞬城，今撒马尔罕城），在石国设大宛都督府（府治柘折城，今塔什干城），在安国设置安息州（治所在阿滥谧城，今布哈拉）等[8]卷二二一下《西域传》6246。各羁縻府州，在长安元年（701）以前，都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武则天长安二年（762），改庭州为北庭大都护府[8]卷四十地理志四1047，将昆陵、蒙池两都护府所辖的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原西突厥地区的府、州、县，划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将安西大都护府辖区划小，只管天山以南和葱岭以西，“昭武诸国”等地的府、州、县。

唐朝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完整、管辖范围最大的统治机构。大批汉人通过从军、屯垦、经商、任官、移民等途径，进入或长住于西北各民族地区；西北各少数民族人民，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或长住于汉族地区。政府大胆吸收少数民族人才进入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掌握或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推动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欧洲商业通道的丝绸之路，进入最繁荣的时代。

8世纪，葱岭以西昭武诸国人，大量寓居河西至长安许多地方，特别是康、安二姓，在政治、文化艺术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不少是当时“显贵”[20]。汉族迁往西域最多的是以屯田士卒、镇戍官兵、商贾货贩、流放罪人的身份。敦煌石窟发现的“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中说，他同伴在“安西镇守军镇，在镇多年，积劳有功”，同他一起受表彰的共263人，他们除了有西、沙、肃、兰、灵各州，还有来自南方的洪州（州治在今南昌）、婺州（治在今浙江金华）、润州（治在今江苏丹徒）；北方的燕州、翼州（治在今河北深县东南），东边的青州（治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河南的汝州、汴州等地。此外，在巴楚县出土的唐代“蒲桃园契约残纸”、沙雅县出土的唐代“李明达借粮残纸”等汉文文书[21]，都是各民族之间租借活动的文书，表明不少汉族人定居于西域各地[11]225。

3.隋唐时期与西域的经贸往来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唐代的丝绸生产，无论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时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较前代颇有扩展。其中，宫廷丝织工场有三种，一是由少府监管辖的织染署，主要任务是生产天子、太子及臣子的冠冕；二是尚功局，专管宫内衣服裁制、金玉宝货、彩物缯锦丝枲等事务，也掌握一些丝织工场；三是掖廷局，掌管宫禁女工事务、教官女习艺等。这些宫廷丝织工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分工周密细致，技艺超群，标志着大唐丝织技术的成熟。唐政府实行“均田制”等强制农民从事蚕桑的政策，对丝织业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私营工场的发展也达到一定规模，有的私营工场一家就有绫机五百张。

唐代对外丝绸贸易发达，长安是当时西北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又是东西方国际贸易大都市。其中西市的外来物品与丝绸贸易极为繁盛，外国商人充斥其中，尤以中亚粟特“胡商”最多。胡商带来香料、药物等卖给中国官僚，再从中国买回珠宝、丝织品和瓷器等。唐代丝绸之路增辟北道一条新线，即从尹吾西行，经北庭、轮台、弓月至碎叶。北、中、南三线畅通[22]4，丝绸之路影响力和辐射面进一步拓展，中国精美的丝绸从长安出发源源西运，成为西方上流社会的贵宠。“中国的丝绸运到罗马与黄金等价，罗马贵族以穿上中国的丝绸为荣。”[22]6

三、粟特人在突厥、回纥与大唐的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突厥与中原贸易的中介

文章来源：《中华少年》 网址: http://www.zhsnzzs.cn/qikandaodu/2020/1022/7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