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背景考察粟特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3)

（二）两汉时期粟特人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角

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批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使者、商人，通过漫长的旅途，齐聚长安，推动长安成为当时中原丝绸等物和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物产的最大汇集地和交换市场，也使西北地区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物品的重要集散地、物资交易市场和商品中转站。

入华粟特人对东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各地出土文物中有许多珍品，如楼兰、诺颜乌拉、帕尔米拉等地出土的汉锦，中原出土的玉制品，以及古罗马金币、伊朗银器和玻璃器、犍陀罗美术、中国铜镜和陶瓷器等，大都是华丽历史和文化的写照。丝绸之路所经过地区的各种文化，被商旅携带和传播于各处，推动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汉代粟特人在锡尔河北岸康居国统治之下，为康居的属国。康居幅员广阔，西起锡尔河中游，东至塔拉斯河。“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皆为农耕民族，定居于沙漠绿洲城邦之内。最早到中国经商的便是康居的粟特人。”[14]

中原人受以农耕为主业的传统观念影响，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被视为“末业”的商业。在我国古代史上，商人和商业的地位一直不高。“商人”的来源据说是商朝的后人，即武王灭商以后，留在河南一带的众多商遗民，本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后因生计所迫以经商为生。此后，人们就把经商、贩卖，而不从事农业的人称为商人。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然而，儒家文化中“义与利”是对立的，追求商业利润成为舍本逐末、取利忘义的行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实行打击富户和商业资本的算缗政策，借助行政手段剥夺商人的财产，破坏了商业的正常发展，使中等商贾人家以上大都破产，给我国商人和商业带来沉重打击。此后，中国开始从思想和政策上歧视商人，中原汉人对于经商充满抵触。“只在夺取功名无望，又没有手艺傍身，且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才会经商。这一点和西方人的观点，特别是中亚粟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粟特人不以贸易取利为耻，反而非常重视能因经商致富的豪商大贾。”[15]33

“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16]卷百二十三《大宛列传》史料记载了深目多须的栗特商人善市贾，争分铢的情况。与不鼓励大汉百姓经商相比，西域诸国来华的使节却受到相当的优遇。武帝在巡狩时带上外国客人，并给予很多赏赐，设酒池肉林宴，以示汉朝之广大。“但这些外国使节，实际上很多是行贾的贱民。”[15]54正如《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杜钦向大将军王凤所说：“即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4]卷九十六上《西域传》3886-3887由于汉使与西域商贾的往来，西域珍品陆续带到汉朝，长安开始流行珍视外国式样商品的异国趣味，尤其是崇拜西域文化的武帝，把自己的宫殿用西域珍宝装饰起来[15]56。“以向往西极马和汗血马而开始的汉朝皇帝对西域文化的憧憬，不久便扩大到衣食住和物质文化方面，甚至涉及到其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虽然西域的伊朗式文化，更加频繁地传入亚洲东部地区是在唐朝，但其曙光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15]63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继续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豪强混战，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士族和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避难，带来南方丝织业的兴起。至隋文帝杨坚时期，长江流域经多年开发，经济上升。中国蚕桑丝绸业的生产重心由此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

战乱之中，丝路并未决断，且不时发展较快，如前秦时期，氐族苻坚执政期间进入盛世，为十六国之首。前秦统一北方后，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遣使西域各国，通报中原归属前秦之事，并以大量丝绸馈赠诸邦，以招徕贡使、商贾。《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称：“朝献者十有余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及诸珍异五百余种。”[17]卷一一三《苻坚载记》2900东北的新罗、肃慎，西北的大宛、康居、于阗以及天竺等62国，都与前秦遣使通好。

后凉时期，吕光击溃有狯胡王①此狯胡，有的认为是滑国，即嚈哒(见薛宗正：《河西诸凉王朝与西域》，《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7期)。数十万大军援助的龟兹顽抗后，西域三十余国“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17]卷一二二《吕光载记》3055。吕光破龟兹、狯胡之后，威震西域，其也因此受苻坚之命留守西域。在龟兹期间，吕光曾得千斛蒲桃，士卒取其实带入内地，后凉离宫别馆旁尽种之；又得龟兹乐及多种乐器、歌曲；并在龟兹迎回名僧鸠摩罗什，对以后佛教东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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