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少年烦(4)

她认为，如果在幼儿园用监控最重要的是保护孩子的安全，那么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拥有自己的社会生活，逐步有了隐私意识，这样的监控对他们的成长是否有利值得商榷。“摄像头到底是用来保护孩子的安全，还是用来满足家长的窥探欲？广泛性的监控并不符合人性伦理和道德，如果学校只是因为觉得AI很酷炫很高科技而去使用，这是很肤浅的行为。”

边界在哪？

一个有了人工智能、360度的摄像头，承载了学校、家长、技术厂商各方的利益诉求，却鲜见征求学生、教师等当事者的意见，平衡他们的权益——尽管新一代当中很多孩子已习惯“天眼”护佑之下的生活。

在中国医药大学将人脸识别应用于课堂而引发争端后，学校对外解释，之前向公安部门和法务部门咨询过，教室属于公开场所，并不存在“侵犯隐私”的说法。

事实上，自1890年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戴斯在《论隐私权》中提出隐私是“免受外界干扰、独处”的权利后，法律界关于隐私权范畴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中国也不例外。

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波认为，无论监控被应用于公共管理还是课堂，公民隐私权都是成立的。只不过针对近年校园暴力案件多发的现实，法律界普遍认同，当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与公共安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于后者，即为了保护学生人身安全，校门、教学楼可以加强安保、加装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系统。

去年北京某小学曾就引入人脸识别系统的法律问题向李波咨询。但当时校方的关注点在于责任界定，比如要不要安装、如果人脸识别出现误差导致安全事件，系统集成商要承担多大责任？

至于将人脸识别系统应用于课堂教学，目前还很难界定该行为是否侵权。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如果学校进行告知并征得学生的同意，应该不构成侵权。

这也折射出一个尴尬的现实，目前尚无法律条文明确界定人脸识别一类新技术的应用范畴、使用规则。目前已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保护隐私等人格权层面很受关注。另据公开信息，公安部起草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意见征集稿），也已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征集稿中明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的处理不能侵犯隐私，对获取的信息不得买卖或非法使用，但没有明确哪些主体可以安装监控设备或查阅视频数据。

关注“法律界定”的问题并非杞人忧天。科技是把双刃剑，监控主导者必须要意识到，数据使用时的潜在风险。

今年初，在一场20多家医院与16家安全厂商参加的闭门会上，一名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分享了他的困惑：互联网医疗为民众提供了便捷，但网络安全问题对医院冲击较大。一次事故就让当地整个医疗系统都受到影响。“我们找了很多安全厂商，为什么就防不住？”他感到，目前医院缺乏相关专业人才，相关IT系统委托第三方建设运维的约占八成，管理不力，成为数据安全隐患的根源之一。

对学校而言这也是一个警示。虽然学生个人信息数据保存在本地，但IT系统由多个外部供应商搭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数据都有可能被泄漏。

2018年8月的一则判决文书中，就披露了一起非法出售学生信息的案例。当时科大讯飞员工张某，利用负责管理维护安徽全省学籍管理系统之便，以每条0.1元的价格，出售了4万名学生的隐私信息。

“目前看，各方都还没有准备好。”彭杰认为，学校首先应该让学生知情，并征得同意。校方还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对数据管理、使用权限约束、甚至数据尺度等问题。以尺度为例，“大家应该有一个自由的氛围”，比如要评价老师的讲课效果，可以去掉个性特征数据，只统计打瞌睡的总人数即可。对数据使用做进一步约束和敬畏，这样社会可能也不至于那么反感。

今年初，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明令禁止公立学校使用人脸识别系统，除非学校已经获得家长、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同意。

“我希望学校建立起信息保密工作，保证这些信息只被用于课堂情况分析。”虽然表达了对AI技术的包容，但中国药科大学的小柯也仍然有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

目前，欧美不少国家对人脸识别极为审慎。比如不久前瑞典数据监管部门对一所高中开出GDPR（欧盟通用信息保护条例）生效以来的首张教育界罚单。那所高中为了统计学生出勤率，在校园内试行人脸识别系统，且宣称已经取得学生同意。但监管部门认为，摄像监控等行为已经侵犯了学生隐私。监管部门还强调，虽然学校中大部分区域是公共场所，但学生在走进教室时对隐私有一定的期待。

文章来源：《中华少年》 网址: http://www.zhsnzzs.cn/qikandaodu/2021/0512/15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