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吟诵与佛教的因缘际会 ——读张培锋教授(2)

在这部分论述中，论著的视角并没有局限于吟诵本身，而是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正是 “举大以贯小，探本以穷末”的循环阐释的需要。论著指出，大乘空宗许多基本观念可在华夏文化典籍中找到依据，这些基本观念包括缘起性空观、法身观、因果报应观等［2］158-166，“从文化解释角度上，‘三教同源说’比‘三教合流说’更为合理”［2］166，论著同时对与华夏文化精神实为一体的大乘佛教基本原则做出概括，它们分别是：“心同理同，心为万法之本；中道中观，执两端而得中；权实无定，一切皆可变通”［2］168，而其中“心同理同”的观点尤其重要，这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包容、打通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根源所在。论著接下来便以曹植创“鱼山梵呗”之史料为缘起，通过对道教《玉音法事》与佛教《鱼山声明集》相似的“声曲折”曲谱形式，以及佛道二教对擅长歌赞咏法的梵天的共同信仰、天宝十三载佛曲名改为道曲名的考察，“充分证明着佛道音声有着完全相同的源头”［2］186。此外，针对学术界四声外来说、四声与佛教无涉说等两种对立的学说，提出更为深刻合理的看法：汉语四声之由来，是天人合一的华夏礼乐文化所孕育出的，而传播四声之说者，多为佛子；永明声律说的实质，“是诗乐分离的产物，即不再于诗歌之外寻求乐律，而就汉语诗歌语言文字本身寻求音律”。［2］212这样一来，诗歌便由歌唱而吟诵了。而吟诵的主体，则为江浙一带操吴语之僧侣文士。由此，论著对于佛教与传统吟唱的关系做出完美的解释：中国佛教中的吟唱传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但这并非否定佛教的意义，这是因为吟唱这一传统得以流传至今，佛教起到重要的保存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佛教自其一开端直到今日，都是正宗的华夏文明的传承者。笔者认为，以上这些重要论断的提出，端赖作者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将材料视为“具有同等地位的‘历史资源’”并进行整体把握，而非就事论事地片面考察，或者理念先行地主观臆断。“文化无非就是一种解释体系”。对历史材料的使用，更多的应该 “寻求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2］306，“唯材料之真伪乃一相对性问题”［7］，绝对的真伪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再次，论著对于佛教吟唱传统在后世发展流变的脉络做出清晰描述。比如，详尽考察了唐代华夷音声之争重新凸显的重要原因—— “当时西域地区的音声已渐受阿拉伯文化影响，逐渐失去华夏古乐风貌”［2］231，所以才有元、白起来倡导新乐府，以“魏晋以来自西域所传之‘华夏正声’”对抗“胡部新声”。［2］240值得注意的是张培锋教授指出的，唐宋以来僧人们所秉持的以华夏文化为正宗的立场，也反证中国佛教的文化根基之所在。［2］242中唐至晚唐五代，第三次礼崩乐坏出现，至北宋中期才得以重振。而重振之关键，端赖佛门之保存华夏礼乐文化，论著还提出“唐代出现的诗僧群体是将佛教梵呗、诵读转化为一般诗歌吟诵的关键人物”的重要观点。［2］255须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吟诵对于僧侣，“也是其修行实践的一部分”。二是宗教仪式化的梵呗音声“在寺院中一直代代相传”。［2］263-265华严字母与净土佛号的唱诵，即是两个重要例证。论著深入考察了禅门与吟诵之间的因缘，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古代禅僧上堂说法，往往伴以吟诵。而宗门内部不同派系之区分，亦很可能与其不同的吟诵腔调有关。此外，还揭出僧侣多善古琴的重要历史现象。“古人吟诵时每每伴随着琴声”［2］294，两者之间 是二而一的 结合，这就无怪乎僧侣中颇有兼善琴道与吟诵者的情形了。

要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整体，分散于不同艺术门类中。“而任一门类之技艺若能上升至道的层次，又皆是整体之体现。”［2］303这一思想是华夏文化整体观的重要观念，大乘佛教同样发挥的也是这一思想。可以说，《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一书即以“吟唱”作为一个考察角度，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不深刻理解佛教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无法真正理清佛教与传统吟唱之间的关系。

注释

［1］该著由天津教育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是叶嘉莹先生主编的“中华诗文吟诵研究丛书”之一，以下简称《考察》。

［2］张培锋．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 ［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6．

［3］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9-172．参看《考察》，第134页。

文章来源：《中华少年》 网址: http://www.zhsnzzs.cn/qikandaodu/2020/1022/728.html